专题报道 || 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

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吴长江,男,1963年2月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副总站长,主要从事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工作。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J].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背景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发展现状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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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

彭 鹏,初 冬疫情疫病监测制度,耿海东,孙贺廷,刘 衍,解林红, 秦思源,李景浩,张晓田,吴长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

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着生态系统能量和物质循环,在维持生 态平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野生动物也是移动的“病毒库”,是诸多人兽共患病的潜在源头和传播节点。野生动物之间,野生动物 与人类之间、家畜家禽之间疫病的相互传播,不仅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同时也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 和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全球人员流动、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贸易活动日益频繁,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重组变异加快、致病毒力增强,新发、再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分类的 1 415种人类疾病中,有 61%属于人兽共患病,发现 60% 的人类疫病源于动物,动物源疫病中72%直接来 源于野生动物。人类已知的300多种传染病中, 除十余种只感染人类外,其余均是人兽共患传染病。近年发生的175 种新发传染病中,有 132 种是人兽共患传染病,占75.4%,尚未被发现的病毒 可能高达 32 万种。近年来,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ARS、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威胁。非洲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传播的疫病,对养殖业壮大、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犬瘟热、传染性胸膜肺炎对大熊猫、虎、藏羚等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也构成威胁,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造成持续影响。

为切实保障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2005年 3月,原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设。国内针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的研究,集中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域层面,朱桂寿、官蕾分别对浙江、上海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控体系建设现状和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任钟 毓等对全国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体系建设现状开展了分析,梳理了350个国家级监测站的建设状况。但2018年以后,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力度有所增加, 提出了新的建设理念和思路。

本期论文推荐的作者总结我国陆生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现状,客观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陆 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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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通讯作者

吴长江,男,1963年2月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副总站长,主要从事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工作。

第一作者

彭鹏,男,1987年2月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管理处工程师,预防兽医学硕士。

关键词: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

基金项目:中央级财政预算项目(2130211)。

引文格式:彭鹏,初冬,耿海东,等.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20,44(6);20-26.PENG P,CHU D,CENGH D,et al.Construction of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for terrestrial wildlife-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J]. Jourm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2020,44(6):20-26.DOI:10.3969/j.issn.100O-2006.202004023.

1摘 要

【目的】随着全球人员流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贸易活动日益频繁,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重组变异加快、致病毒力增强,新发、再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凸显。笔者阐述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建设背景,总结体系发展现状,客观分析存在的不足,探索提出对策建议。【方法】从不同层面,系统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现状。 首先,从法规政策、部门职责、国际履约等方面,概述了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次,从监测站点、信息直报、人才队伍、规章制度、监测预警、科技支撑、国际合作等7个方面,对体系建设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 再次,针对体系建设工作中存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体系建设不健全、资金保障不充分、专业化程度偏低、基础研究不够等5个方面,剖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强监测防控体系建设、加强防控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基础科学研究力度、开展广泛科普宣传等5个方面建议。【结果】经过15年的建设,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初步建成, 监测站点网络得以设立、监测信息实现网络直报、监测队伍不断壮大、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监测预警能力稳 步提升、科技支撑力得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监测防控事业发展基础不稳固,工作开展整体水平较低,存在以下问题:①现行法规对此项工作分工不够明确,部分职能交叉环节存在部门推诿扯皮现象。②存在大量监测盲区,国家级监测站覆盖率占我国陆生野生动物聚集分布区不到30%;现有监测站技术水平偏低,主动监测预警能力不足。 ③中央财政预算投资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地方运行经费和疫情防控经费投入渠道不畅。 ④一线监测人员约80%为兼职或兼岗,专业人员不足 10%;专业人才培养渠道尚未建立。⑤基础研究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不多,公益性和盈利性矛盾未破解。【结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是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的第一道屏障,需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一健康”等理念,明确职责分工,加大资金投入,强化人才培养,夯实科技支撑基础。 研究建议:①弥补法律漏洞,形成人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疫病防控主管部门职责明确、分头负责的局面。②实施国家级监测站改扩建工程规划,建立陆生野生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及公共卫生预警防控体系。③建立科学合理经费投入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 ④联合优势力量开展科学攻关,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机制。⑤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形成群防群控良好局面。

2正 文

1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背景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是国家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养殖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物种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是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的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第四条均明确林业部门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治管理的法定职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野生动物疫病所造成的危害愈加重视,《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国际湿地公约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诸多国际公约与组织涉足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领域。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疫病无国界这一特点,大力推动“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的倡导与普及。我国作为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和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国家,须大力推进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设,加快提高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水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SARS、H7N9 禽流感等传染病来源为动物。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初步信息表明也可能是野生动物及其污染的环境。野生动物疾病传染给暴露人群,人群感染后,有些可能发生人传染人,导致发病或死亡,有些人群的感染发病还会再传染给动物,形成循环发病。我国面临的人兽共患病形势严峻,目前在我国范围内,传统的人兽共患病呈上升趋势,国际新发人兽共患病在我国已有发生,部分还未传入我国的新发人兽共患病也已经在我国周边国家流行。开展病原学监测与跟踪调查,注重源头管理和综合防治,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能力建设,关口前移,从源头防控人兽共患病成为迫切需要。

野生动物疫病使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和驯养繁殖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15年,哈萨克斯坦境 内因多杀性巴氏杆菌感染导致赛加羚羊死亡约 20万只,其中贝帕克-达拉(Betpak-Dala)种群死亡率近100%,给当地种群资源造成巨大损失。2012年以来,传染性胸膜肺炎在西藏羌塘高原呈连年间歇 性发生态势,累计导致3800 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藏羚羊死亡,局部种群死亡率高达 20%,已 成为危害藏羚羊种群健康、危及物种安全的首要传 染病。2014年 12月至 2015 年 4月,陕西省楼观台大熊猫繁育基地发生了犬瘟热疫情,有5只感染犬瘟热病毒的大熊猫相继死亡。近年来,我国岩羊、北山羊等小反刍兽类陆续发生小反刍兽疫疫情,西北地区家羊与野生小反刍兽类同饮 一个水源、共用一片草场的现状,对物种保护和养 殖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2018年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以来,我国野猪野外种群已经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在缺乏疫苗免疫的情况下,充分了解、分析疫情传播的各种因素在非洲猪瘟流行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野猪在非洲猪瘟流行病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制订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将会对我国生猪养殖 业恢复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发展现状

2.1 监测站点网络设立

2006年,《全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2004—2008年》正式批复实施,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作为其中重要建设内容,在我国陆生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域建设了350 个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图 1)。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监测网络体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置了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目前,全国已建成 742 个国家级陆生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一大批省(市、县) 级站,形成了国家级站为主体、省(市、县) 级站为补充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网络(图 2)。

▲图 1 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区域数量分布

▲图 2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框架结构示意

2.2 监测信息网络直报

2010 年,原国家林业局研发并在全国启用了“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信息直报系 统”。2014年,根据信息化发展需要,完成了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直报系统向管理系统的升级改造,实现了信息采集、汇总分析、应急响应、宣传教育等功能的集成和完善,新升级的“陆生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信息管理系统”于 2017 年 正式启动。目前,该系统覆盖各级监测站、市县级 管理机构等近 5000 监测机构用户,实现了基层发现的野生动物异常情况信息直报。

2.3 监测力量增强

组建了一支专兼结合、总数约1.8万人的监测防控人员队伍,举办了34 期国家层面、百余期省级 层面、上万人次的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注重“本土专家”培养和专业人才引进相结合的策略,监测防控队伍的整体素质、监测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同时大力开展面对社会公众、政府及部门 领导等不同层面的科普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群防 群控氛围和格局,野生动物疫病可防可控的观念逐步深入,实现了公众参与意识、监测防控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多维度提升。

2.4 制度体系完善

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第十六条,第一次以上位法的高度全面系统 地阐述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及其在 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层面颁布实 施了《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 《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各地根据自 身特点逐步建立了地方配套实施细则以及领导责 任、岗位责任、应急值守、保密管理、人员安全防护、 应急响应等制度。《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技术规范》等多项行业技术标准相继颁布实施,使 日常监测、专项监测、应急处置、信息管理等监测防 控工作逐步得以规范。

2.5 预警能力提升

自 2010年起,分步骤组织实施了禽流感、非洲 猪瘟等重点野生动物疫病主动监测预警,累计采集超 30万份野生动物样品,检测分离到禽流感等 1500余病毒(菌)株,初步探索建立了野生动物流行病学调查机制,构建了全国野生动物病原体信息库,逐步实现由“被动防控”向“主动监测、早期预警”转变。建立健全了趋势分析研判机制,定期会同野生动物保护、人类传染病防治、动物疫病防控 等领域的专家,加强野生动物疫病发生趋势分析和 疫情风险研判,根据分析研判结果及时为制定公共 卫生防护策略建言献策,增强了服务和保障大局的能力。

2.6 科技支撑加强

国家林业和草原草局与中国科学院和军事医 学科学院合作共建了2 家野生动物疫病研究中心, 参与了科技部 SARS 溯源、H7N9 禽流感溯源等联 合攻关,同时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东北林 业大学等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科技合作 关系,共同建立培养了一支疫情应急处置队伍。2016年,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科技项目首 次上升为国家级重点项目,“迁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传播风险研究”“重要新发突发病原体发生与播 散机制研究” 等多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得 批复实施,开展了多项野生动物疫病基础研究,大幅提高了行业科技支撑能力。

2.7 国际交流合作深化

组织了近百人次赴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开展引智培训,邀请美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来国内进行讲座交流,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先后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防控合作项目纳入了中美自然保护议定书、中美 野生动物疫病合作备忘录及《中韩野生动植物和 生态系统保护谅解备忘录》,开展了双边互访,有力推进了双边交流合作。联合美国、俄罗斯、韩国 等国家,举办了 10次“亚太地区野生动物疫病国际学术研讨会”,初步建立了“亚太地区野生动物 疫病监测防控网络”,使疫情信息、防控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顺畅、频繁。

3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存在问题

3.1 法规政策不完善

《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虽然都在有关条款中,要求 按职责分工开展野生动物疫病防控,但如何分工、如何开展均未具体明确,部分职能交叉环节存在衔 接上的法律真空。随着疫病防控的形势发展,部分 条款与实际需求存在脱节问题,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所必需的种群动态监测、样品采集检测、疫病早期预警、疫情应急处置等工作由不同部门承担,易造成部门间推诿,影响实际工作的顺利开展。

3.2 体系建设不健全

国家级监测站数量明显不足,与 2600多处野生动物聚集分布区相比,已投资建设国家级监测站的覆盖率不到30%,还有许多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重要的边境地区等潜在风险区域尚未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还存在着大量监测盲区。现有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构成不完善,技术支持类监测站比重过小,尚未形成有效的野生动物疫 病初步检测平台,导致日常监测仅停留在巡查、发现死亡野生动物的初级阶段,主动监测预警能力严重不足。

3.3 资金保障不充分

中央财政每年落实“野生动物疫病监测和预 警系统维护”项目有 2000 万,待分到每个国家级监测站仅约 2万元,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地方普遍未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日常监测、隐患排查、设施设备维护保养等运行经费和疫情防控经费资金投入渠道不畅,经费不足的问题突出,基层工作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监测和应急处置成效无法保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第一道防控屏障效能尚未充分发挥。

3.4 专业化程度偏低

尽管十多年来通过引进人才、开展培训,提高 了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但一线监测人员仍十分缺乏,约 80%为兼职或兼岗,专业人员不足10%,防控能力受限严重。国内开展野生动物医学、生态保护综合人才培养的科研院所较少,专业人才培养渠道尚未建立。同时,监测巡护设备落后、设施严重老化等问题普遍存在,与野生动物分布区域广、活动范围大等特点形成巨大反差。转移、隔离、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的储备专业化程度不高,应急准备水平较低。

3.5 基础研究不够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涉及多个领域,横跨多个学科,是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一项系统工程。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方面的科技攻关支持力度,但国内从事野 生动物疫病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不多,野生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受威胁动物转移、野生动物种群防控专用药物研发等难题亟待解决。如何 解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性与药剂研制生产盈利性 之间的矛盾,亟需探索机制创新,调动科研院所和 生产企业的积极性。

4 对策建议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疫情疫病监测制度,为健全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 系,切实发挥其在公共卫生安全中的屏障作用、生物安全中的哨卡作用、物种安全和生态安全中的保障作用,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在制订 《 生物安全 法》,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 《动物防疫法》 《传染 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时,明确林草部门全链条 监测防控职责,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开展野生动物疫病检测、疫情处置、预 警防控等职能,弥补现有法律空白,形成人类、家养 动物、野生动物疾病预防控制职责明确、分头负责 的局面。

2)加强监测防控体系建设。增加国家资金投入,实施改扩建工程建设,对现有 742 个监测站进行改扩建,科学布局新建一批监测站,减少监测盲区;实施野生动物疫病检测生物安全实验室工程建设,完善以国家野生动物流行病学中心为龙头,以区域性监测预警中心为支撑的野生动物流行病学 调查及公共卫生预警防控体系,实现早期全面侦 测、快速识别鉴定、及时预测预警、有效响应控制。

3)加强保障体系建设。国家层面将“野生动 物监测与预警系统维护”纳入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提高国家级监测站每年运行经费;地方层面,建立 科学合理的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支持监测防控队 伍的能力建设,切实提高专职、专业人员比例。

4)加大基础科学研究力度。 用开放思维组织国际、行业内、系统外的优势力量开展联合攻关,重点解决疫源候鸟迁徙、重要疫病本底调查、疫病快速检测、野生动物专用疫苗研发等瓶颈问题,提高 现场快速侦检、主动预测预警、疫情防控阻断等方 面支撑能力。 加大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综合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产学研深 度融合发展机制,为行业发展提供经济实用、高效 的科技服务和产品。

5)开展广泛科普宣传。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一健康”等理念,加大《野生动物保护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形成保护管理机构、 社会各界和公众协同作战、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营造人人拒食野生动物、拒绝密切接触野生动物、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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