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毒“赛跑” 中外都有教训

“寨卡病毒疫情不再是国际紧急事件,但威胁仍在。”2016年11月18日,世卫组织宣布寨卡病毒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寨卡病毒通过蚊子传播,及时宣传如何灭蚊,对抗击病毒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沃尔夫兰·温特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次中国的疫情比西方国家近年来遭遇的要严重很多,传染性强,影响人口规模大,而且是新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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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驻巴西、美国、德国特派特约记者李晓骁 张梦旭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李司坤】“现代医学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没有先例可资借鉴的情况尤甚。”这是1月30日美国一位研究紧急卫生事件的专家,撰文总结美国疫情史时提醒不要忘记的“不朽箴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评价说,中国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采取的很多措施远超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但在这场攻坚战中,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暴露出的问题很多。回顾过去可以发现,虽然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进步巨大,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断完善,相比病毒慢上一拍的情况依然明显。

消灭“寨卡”,巴西这样“总动员”

寨卡病毒疫情不再是国际紧急事件,但威胁仍在。”2016年11月18日,世卫组织宣布寨卡病毒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此时,距世卫组织将这场疫情列为“PHEIC”已过去9个多月,而巴西本国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直到次年5月才结束。

源于非洲的寨卡病毒于2015年上半年在巴西出现,最初由于感染者只是出现头痛脑热等轻微症状,有巴西卫生官员表示不需要担心,“它只是一种温和的疾病”。但在2015年10月之后,巴西迅速出现近4000个疑似小头畸形病例,11月,巴西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到2016年1月,全球约有150万人感染寨卡病毒,而巴西占了99.9%。

形势严峻,巴西从灭蚊、公共卫生服务、国际合作、国际公关等多方面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行动。2016年2月1日,即世卫组织将这场疫情列为“PHEIC”。当天,时任巴西总统罗塞夫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商讨对策,并通过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出讲话。罗塞夫称,“蚊子不可能比整个国家还要大”,呼吁全国共同抗击病毒蔓延,消灭传播媒介埃及伊蚊。

巴西传染病学会专家埃利安娜·比库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切断传染源是应对疫情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民众需要了解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寨卡病毒通过蚊子传播,及时宣传如何灭蚊,对抗击病毒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为消灭传染源,巴西开启从上到下的“总动员”模式。2016年2月13日,罗塞夫发起一场“挨家挨户”式的“灭蚊战争”,誓言不让蚊子危及当年要举办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将“零寨卡”列为优先事项。当天,22万名士兵在巴西全国开展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向居民发放灭蚊防疫宣传单。多名政府高官与部队一起,前往主要城市参与行动。

此外,巴西政府建立疫情上报机制,要求地方政府及时上报最新疫情,并向感染寨卡的贫困孕妇免费发放驱蚊药物。巴卫生部还宣布,政府将投入12.7亿雷亚尔(约合3.14亿美元)。2016年5月,卫生部创建专家网络“Renezika”,整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民间团体。7月,巴政府拨款6500万雷亚尔(约合1520万美元)用于研究寨卡病毒。

由于传染源明确,后续措施有效,经过巴西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世卫组织于4个月后“解除”巴西的“PHEIC”状态。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寨卡疫情令巴西经济损失310亿雷亚尔(约合72.4亿美元)。但这不影响2016年巴西经济“扭亏为盈”,实现1.06%的同比增长。此外,2016年访巴外国游客达660万人次,创历史最高水平。

不过,寨卡也让巴西政府有所警醒。疫情早期,巴西政府缺乏重视,甚至没有建立监测体系。2016年1月,巴西卫生部长马塞洛表示,巴西还没有开始研发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马塞洛还称,希望妇女在育龄前得过寨卡,“这样就有抗体了”。

其实,巴西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不够一向受到诟病。2016年2月3日,《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撰文提到,2000年世卫组织对191个国家的卫生状况进行排名,巴西排在125位,远不如同地区的委内瑞拉(54位)和阿根廷(75位)。2011年,《柳叶刀》杂志的一篇专家文章评定登革热疫情为巴西公共卫生的重大失败。

理查德·霍顿还写下这样一段话:“流行病改变公众对疾病的观念。疾病不再仅仅被视为身体的异常,它们也是外部环境病态的体现。健康不再完全由个人掌控,相当程度上,它需要依赖社会的组织形式。流行病重塑(人们的)认知。”

比库多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及时公布疫情,建立预警和信息联动体系,对控制疫情非常重要,与此同时要避免歧视。“巴西人不等于寨卡,就好比中国人不等于新型冠状病毒一样。国际社会应该从寨卡防疫中总结经验,歧视对防疫百害而无一利。”(图为2016年1月26日,巴西卫生工作人员在里约热内卢街上喷洒杀虫剂)

应对流感大流行,美国依托三大支柱

美国极为关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2005年,白宫出台应对流感大流行国家战略,明确了流感等传染病疫情暴发时美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应对机制,政府、企业、个人如何分工协作等。美国疾控中心(CDC)、国土安全部等分别据此出台本部门的具体响应和操作手册。这套应对机制经历了2005年H5N1禽流感、2009年的H1N1病毒、2010年的超级病毒、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危机的检验。

美国应对流感国家战略有三大支柱:一是准备和沟通。联邦政府所有相关部门,包括卫生、动植物防疫、经贸、交通等都要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联邦与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和实施流行病应对计划;立足现有医疗设施,制定跨地区医疗人员增援方案。联邦和地方政府平时还要储存充足的疫苗、防护设备、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其他装备。

二是监督与监测。建立传染病早期预警机制,通过国际合作、开发快速检测手段等,尽可能迅速地发现和报告疫情。三是响应和遏制。一旦卫生当局发出持续的病毒人传人信号,将启动反应机制,包括限制进出疫区的人流、货物和服务,政府发布隔离、集会限制等干预措施,实施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和医疗扩充计划等。

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为例,当年3月底,该流感在墨西哥和美国加州、得州暴发并蔓延。4月26日,美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疾控中心的国家战略储备库开始准备分发1/4可用于保护和治疗流感的物资,包括1100万份抗病毒药物,超过3900万套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呼吸防护装置(口罩和呼吸器)、手套和面罩等(根据各州人口分配)。

随着疫情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收到有关学校停课和实施旨在减缓疾病传播的社区隔离措施的报告。美国的学校管理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按照国家流感应对战略的规划,实施包括学校停课和社区隔离在内的措施。

实际上,最初美国民众也曾感到恐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09年4月30日报道称,在购物网站上,N95口罩和普瑞来洗手液已经告罄。媒体的渲染更为这场疫情披上神秘而恐怖的外衣。但世卫组织迅速确定了病毒的性质并命名,一些研究新流感的美国科学家普遍认为,这波病毒的杀伤力远不如过去引发全球灾难的流感病毒,甚至可能连每年冬季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都不如。

不过,10月23日,美国疾控中心统计称,已有1000多名美国人死亡,预计数百万人被感染。当晚,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的公告,以简化有关行政手续,为医疗部门应对流感的迅速蔓延提供便利。

奥巴马政府应对疫情的基石是研发疫苗,他在2009年5月要求国会拨15亿美元用于购买药物和研发疫苗。9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批准四种疫苗,11月批准了第五种。最初由于疫苗产量有限,只限目标人员接种,到了12月疫苗供应可以满足所有希望注射的人群。最终,这场危机在2010年春夏之交被遏制住。

据估计,从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这场疫情仍导致美国6080万人感染、27.4万人住院,12469人死亡。数字让人吃惊,但少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2009年8月的估计——死亡人数为3万到9万之间。

对于这么大的伤亡,有批评者认为美国在疫苗研发、监测系统等方面存在不足:联邦官员曾预告称,到2010年10月有1.6亿份疫苗可用,现实却是远没有达到目标;对重症和传染率的诊断和监测不够有效;大部分州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备。

一枚鸡蛋背后的德国式防护

2011年5至7月,德国出现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疫情席卷整个德国,并蔓延到十几个欧美国家。截至当年6月底,全球共报告4137例感染病例,50例死亡。

“当年5月25日,第一例EHEC感染报告病例——德国北部一位83岁老人感染大肠杆菌死亡后寨卡病毒疫情,德国就启动了疫情防护机制。”柏林病毒学研究学者沃尔夫兰·温特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疫情防护机制由德国各级卫生部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联邦食品安全部门等组成。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是德国官方疾病防控机构,其判断是德国政府进行决策的基础。为更好地运转疫情防护机制,德国还制定了防止感染保护法案,详细规定从实验室、医疗部门到地方及州卫生部门向该研究所报告信息的时间限制。

德国疫情防护机制的核心是疫情溯源管理。为查明传染源,德国政府开发了相应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系统。像EHEC感染疫情,先调查商家,然后看贸易商,再追查供应商,确定其名称、产品识别号、产品数量。调查发现,德国下萨克森的一家芽苗生产公司与疫情相关。该公司从2009年到2011年从埃及出口商购进豆芽菜种子。

德国的溯源管理制定于本世纪初寨卡病毒疫情,此前德国出现多起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以鸡蛋为例,现在德国超市销售的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数字,如2-DE-0508684,“2”代表圈养;“DE”表示德国出产;第三部分数字则代表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舍或鸡笼的编号。这串数字意为:德国北威州某一家饲养场某一个鸡舍圈养母鸡的鸡蛋。

开展溯源调查期间,德国各大病毒研究所配合进行可疑批次芽苗种子的微生物学等分析,有利于确定菌种血清类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牵头收集各种治疗信息,并提供给各医疗部门。

德国疫情防护机制还突出开放性。在应对EHEC疫情过程中,德国政府第一时间聚集各方资源,与欧盟和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协同收集病例,研究病毒来源和治疗手段。德国把疫情信息及时公布在网站上,引导公众进行预防。

德国设立有联邦民事保护与灾难救助局,下设危机管理与灾难救援中心、危机准备及国防事务规划中心等7个中心,在全国各地设有数百个分支机构。如果疫情演变成公共危机事件,该机构会借用近8万名志愿者,提供医生、紧急救援服务人员、危机干预专家等支持。

尽管德国的疫情管理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但德国国内及一些相关国家的批评声仍很高。比如,在EHEC疫情中,德国民众批评政府措施不果断,导致危机恶化。疫情暴发后,俄罗斯禁止进口欧盟食品,结果西班牙农民不得不废弃农产品。欧盟与俄罗斯、西班牙与德国大打“口水仗”。

沃尔夫兰·温特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次中国的疫情比西方国家近年来遭遇的要严重很多,传染性强,影响人口规模大,而且是新的病毒。一个湖北省的人口就比西班牙全国都多。即便是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发生,应对起来也会非常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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