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中国制造业竞争力2020年或被美国反超

外媒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虽然排名第一,但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等挑战,因此预计制造业竞争力将在2020年被美国反超。排名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第一。英媒称,中国制造业领域正在以三年多以来的最快速度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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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7月5日报道 外媒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虽然排名第一,但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等挑战,因此预计制造业竞争力将在2020年被美国反超。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7月4日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学术研究平台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对全球逾500名制造行业首席执行官和高管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对各国制造业竞争力进行了排名。

创新生态是竞争优势

排名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第一。报告认为,这不仅仅因为其传统的低成本优势,还因为中国正成功发展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

但报告也指出,中国的研发开支显著增长,每年都有大量的理工科专业毕业生人才,而且十分注重技术商业化及强劲增长的风险资本投资。

不过报告提醒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一系列挑战。由于需求下降引起工业活动不断下滑,进而导致工厂产能过剩。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下降,其中大部分转向了服务业。

劳动力成本10年涨五倍

报道称,制造商也担心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自2005年以来的1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成本套利下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已把它们的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或搬回自己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是计划在中国投资的制造商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报告指出,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抚养比例可能增加到现在的三倍。

报告建议,尽管竞争力格局将继续发生变化,但高素质人才将永远居于竞争力驱动因素名单之首,因此只有不断地培育龙头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需要的高价值人才,提升创新能力和监管效率,国家才能保持兴旺。

参考消息网5月29日报道 英媒称,国际会计咨询机构毕马威(KPMG)25日报告显示,寻找增长机遇和增加研发投入是中国制造业高管的首要工作重点,而他们正在寻找机会,利用投资拓展海外新市场。

据路透社5月25日报道,毕马威最新一份工业制造业报告调查了360名平均分布于美洲、欧洲和亚洲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包括36名来自中国的高管,覆盖六大行业——航天及国防、汽车、综合企业、医疗器材、工程与工业品以及金属。

报告显示,在中国,多达95%的高管认为增长是未来两年的工作重点或重中之重,相比之下,过去两年的这一比例仅为三分之二。调查发现,全球和中国有超过60%的受访者倾向于通过有机增长来实现扩张目标,而大部分中国受访者计划将至少6%的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以推动业务增长。

毕马威中国工业制造联席主管岑文光表示,“中国政府已表示会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因此中国的制造企业正在寻找机会,利用投资来进入更多的海外新市场。”

调查显示,中国有多达94%的高管计划在未来24个月进入新的地域市场,89%的高管表示打算进入新的行业。

毕马威中国市场战略合伙人方大伟(音)指出,制造企业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在中国制造”,现在是准备“卖到中国”,“虽然很多西方制造企业都在谈论‘卖到中国’战略,但最倾向于通过投资来打入新市场的受访者却来自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他说。

报道称,为了确保未来的竞争优势,制造企业认识到迫切需要加大对创新和研发的投资。调查显示,超过62%的中国高管计划在未来两年将6%以上的收入投入研发,而有此打算的全球受访者不到一半。对比过去的两年,这一比例出现了大幅增长,过去两年仅有三分之一的全球和中国制造企业将6%以上的收入投入研发。

毕马威中国工业制造联席主管陈俭德称,能够对新技术进行创新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应该都能在中国发现强劲的增长机会。中国的制造企业正热衷于向价值链上游攀登并扩大其全球版图,这带来的不仅是竞争,更有合作机会。

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台媒称,大陆券商最新报告指出,大陆当前企业的成本接近历史最高位,制造业成本与美国的差距已不到5个百分点。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4月7日报道,《华尔街见闻》引述国泰君安证券宏观分析师任泽平、熊义明最新报告指出,与国际比,大陆制造业成本优势明显下降。据BCG(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统计的全球制造业成本指数,2014年大陆制造业成本相当于美国95.5%,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竞争对手。而2004年大陆制造业成本低于墨西哥和印度。

BCG表示,大陆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是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能源成本上升所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力增长是主因。事实上,2011年以来大陆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下降,但企业成本指数却在上升,一升一降,两头挤压了企业利润。

分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率最高(87.16%),国有企业最低(83.16%)。任泽平和熊义明认为,民营企业成本高,国企成本低的现状不利於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民营企业效率普遍高于国企。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外媒称,中国制造业领域正在以三年多以来的最快速度缩水。中国需要从一种靠制造业和出口带动的经济转向服务和消费。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月1日报道,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北京推出了旨在保增长的刺激计划,投资开支占GDP的比重随之上升到约50%。

尽管面临这种失衡局面,中国经济一直在朝正确方向转变。

服务业在2013年超越工业成为体量最大的领域,从那以后更是飞速发展。目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如果以GDP数字而言,服务业正以约11%的速度增长,工业的数字则与以前持平。

报道称,制造业增速放慢并不让人意外。工业和房地产业在此前的繁荣期见证了借贷业的大规模扩张,现在则必须让扩张的规模渐渐缩减。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工业活动是否疲弱,而在于服务业增速是否在放慢。今年1月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3.5。这仍说明服务业在增长。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2日报道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在中国,向消费主义转变的趋势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大城市里随处都是保时捷、古驰和苹果等品牌的产品广告。

转型通常是艰难严酷的,中国的转型也不例外。政府干预肯定会让情况更糟。中国股价或许会进一步下跌。许多国有企业都陷入困境。但是,当其他所有人都在着力搜寻有关GDP数字和上证指数的最新消息时,请看仔细:中国1月宣布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连续第六个月下跌,而中国消费品零售额在去年增加了10.7%。中国消费者正在醒来。

据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网站1月28日报道,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知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看点并不在于GDP增速的放缓,而在于GDP构成重头成分的转变进程,即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从制造业朝服务业方向的转型正取得卓越进展,而从投资和出口朝国内消费方向的转型虽然截至目前进展不大,但有望在未来3至5年取得重大突破。

报道称,未来中国普通家庭将越来越有信心增加消费,这得益于中国当前推行“三大构件”的战略。第一大构件是增加就业岗位,这主要是来自于服务业,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远高于老旧的制造业。第二大构件是提高实际工资,这主要是来自于城镇化进程,目前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近三倍。这两大构件合起来,使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渐提高。这进而引出第三大构件,即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这块构件将鼓励中国普通家庭把他们的收入花出去,而不是存下来以防患未然。这也是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美中不足之处。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英媒称,中国制造业领域正在以三年多以来的最快速度缩水。但是,在为全球经济敲响警钟之前,请记住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月1日报道称,北京正设法进行从投资开支——这些开支的绝大部分用于工厂和房地产领域——转向消费的经济转型。

报道称,与英国正在进行的尝试相反,中国需要从一种靠制造业和出口带动的经济转向服务和消费。

最新发布的制造业数字显示,该领域活动不仅在放慢,而且在缩水。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工业产值增速已经六个多月接近于零。五年前,这一数字还在以20%的速度增长。现如今,它已变为零。

乍看上去,这是问题。GDP的增长必然会放慢。但是,中国的工业过剩产能巨大。由于中国的倾销,英国的钢厂正在关门。中国为什么在倾销呢?因为它的钢产量太高了,而且有太多的就业机会依赖这一产业。

在2003年至2007年间,中国的投资开支占GDP的比重约为42%。从原则上讲,这一战略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必须投资。中国的投资规模与世人此前见过的任何国家的情况都不同。

报道称,日本和韩国曾成功完成从工业经济体向高收入服务经济体的飞跃,这两个国家从来不把如此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它们的投资额占GDP比重的峰值在35%上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北京推出了一项旨在保持增长的刺激计划,投资开支占GDP的比重随之上升到48%。

尽管面临这种失衡局面,但中国经济一直在朝正确的方向转变。服务业在2012年超越工业成为体量最大的领域,并且从那以后飞速发展。目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8%,工业所占比重为42%。如果以GDP数字而言,服务业正在以约11%的速度增长,工业的数字则与以前持平。

报道称,制造业增速放慢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世界银行上个月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说:“继续采取旨在抑制地方政府债、限制影子银行业以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措施将对投资和工业产值构成沉重压力。”工业和房地产业在此前的繁荣期见证了借贷业的大规模扩张,现在则必须让扩张的规模渐渐缩减。

那么,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工业活动是否疲弱,而在于服务业增速是否在放慢。最新的数字显示出一些放慢迹象,今年1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从前一个月的54.4降至53.5。这仍然说明服务业在增长,这一领域占据了去年GDP全部增长量的半壁江山。

文章称,北京在设法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的平衡就是让中国以一种不会引起震动(不管是对就业机会而言还是对过高的工厂债务水平而言)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摆脱投资支出模式。在不引发社会动荡的前提下作出改变是要花上一些年的。正因如此,活动水平将持平而不是急剧下降,英国也必须继续应对钢铁倾销的问题。

工业产值下降只有在幅度非常大的情况下,才应当引人担忧。更糟糕的情况是,工业产值增长急剧复苏,并且向服务与消费再平衡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种结果是不可持续的,它或许会对短期数字有帮助,但从更长远看,它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将是灾难性的。

文章称,正如世界银行所言:“实现这一(再平衡)将必须实施为如下再分配——即从积累了过剩产能的部门向拥有更大发展潜力的部门的资源再分配——创造便利的政策……在此过程中,关键的短期挑战是防止整体需求锐减并避免出现会加重债务负担的广泛通缩。”(编译/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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